“什么仇？他前窝的那个大儿子要到你们公安局上班，不是你说人家是个二流子挡下了?”

    “还我说他是个二流子？他就是！再说那也是党委会的决定，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全机关宿舍没个不知道的，怎么就你说啊？就你能！你多能啊！自己得罪了人让老婆孩子顶杠！”

    “你少在这瞎联系，名是我报的，和别人没关系！”

    “你报的名你去！”

    。。。。。。。

    如果我在襁褓里能听到谈们这样吵架就好了，开眼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听过父母吵过无数次架，就没听我爸发过言，他始终是低着头，黑着脸，顶多能在屋里转转圈，看着挺可怜的。

    ;
------------

粮票第三节 关大娘深夜来访

    我妈最终还是找到公社，和公社书记拍了桌子，我妈认准一条理，干部办理退职手续，要经过本人同意，我妈质问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手续是怎么办的。后来，到农村去的事情不了了之，盖房的木料堆在姥姥家的院子里风吹曰晒，捆在木头上的红绸子掉色烂掉，姥姥姥爷一动不敢动，因为那是公家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姥姥姥爷老得在家里说了不算了，小舅翻盖房子，才把那些木料用了。可是，我妈的事情一直也没解决，没工作，没收入，关系也转走了，我妈成了一个概念上不存在的人，和那些在墙角抱着小孩晒太阳嗑瓜子聊天的妇人，变得一样了，我妈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舍命得来的荣誉和待遇，都化作几段红绸子和一阵鞭炮响，烟消云散了。我妈后来抱着我开始到处上访，找上级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就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作为个人，你可以瞒着锅台上炕，但作为组织，是不可能瞒着锅台下炕的，解决问题讲究一步一步来，不知上访来的结果是什么，都压在公社。

    公社的书记老罗开始往我们家跑，一方面跟我妈承认工作方法存在问题，一方面动员我妈去公社上班，说在火车站的副食品店，人都没文化，账都弄不清楚，动员我妈去。开始我妈不理他，搁不住老罗天天去，后来我分析，最后我妈能答应，一个是我妈吃软不吃硬，一个是在家里呆久了，周围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家属，我妈心里发慌。

    就这样，我妈成了公社的一个临时工。我妈心里憋屈，但是在外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累吐了血也不说，很要强。但是在家里，我爸可遭殃了，我妈认为所有灾难的源头都是我爸。我爸尴尬的站着，理亏的听我妈数落。

    正当我妈在里屋歇斯底里的数落我爸的时候，啪啪，外面传来几声拍打院门的声音，我听我爸说了句：“谁来了？我去看看。”接着以极快的速度从里屋出来。我跟在我爸后面去开院门。

    来人是关大娘，一进院门，关大娘立刻转身又把院门插上了，然后压低声音说：“我白天看老马脸色不好，我来看看咋回事？是不是病了，这几天我们那里忙得很，是不是累的。”

    关大娘那天晚上很神秘，好像很害怕有人偷听，可就这几句话，又有什么好偷听的呢，我跟在我爸和关大娘后边，光想着在屋里像疯了一样的妈，被外人看见，很丢脸。六岁的女孩心思细密，已经知道好歹了。心里默默祈祷天上出现一个神仙，轻轻地挥一挥手，立刻把关大娘从我家变没，出现在她自己家里，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神仙没看见，但真的好像来过一样，扔在地上的被子挪到床上去了，整齐干净的盖在我妈身上，我妈依着枕头靠在床头，齐耳的短发纹丝不乱，看起来既虚弱又安详。看到关大娘进来，我妈连忙欠身要起来：“老关，你咋来了，这大晚上的，路又不好走。”

    “我白天看你脸色不好看，过来看看你是不是病了？”

    “没事儿，可能是今天进货的路上灌了凉风，喝点热水就好了。”

    “别没事没事的，不舒服就歇两天，快过年了，别再累出个好歹来。”

    “真的没事，有事的话我肯定歇着。快，老郑，倒水啊！”

    我爸爸连忙去找暖瓶，关大娘赶紧制止：“别忙活，我坐会儿就走，来和老马说说话。”

    关大娘看到我，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个纸包，拳头大小，方方正正的：“来，小南，看我给你带啥来了？”

    关大娘把纸包打开，我看到纸包里整整齐齐地摞着一摞芝麻饼，薄薄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薄的芝麻饼，芝麻和芝麻均匀的排列着，中间的糖橙黄透亮，宛若玻璃一般。

    “弟媳妇回老家回来了，她们老家出这个，今天晚上到家来吃饭了，带了些”。

    我妈连忙谦让：“留给卫兵卫民吃。”

    卫兵和卫民是关大娘的两个儿子，比我大几岁。

    “家里还有，都尝尝。”

    我眼巴巴地看着我妈，我妈说：“吃吧，关大娘都给你拿来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小口小口的吃着芝麻饼，大人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话家常。过了一会儿，关大娘话锋一转，拐入正题：“其实，我今天来。。。。。。。还有点事，想和你说说。”

    我爸立刻起身，自觉地离开。关大娘叫住了他：“老郑，你别走，你也听听，看能不能给我们出上主意。”

    在征得我妈眼神同意之后，我爸重新坐下。

    “老关，啥事？”我妈首先开口。

    “这。。。。。。。，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关大娘犹疑着。

    “咋还不知道咋说,，有事就直说，咱俩整天在一块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妈循循诱导。

    “那我可就说了，对了错了的，可别怪我，反正我没文化，你不是不知道。”

    “你看你，到底什么事啊？说吧！”

    “我听人说。。。。。。人家其他代销点和咱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一听和工作有关，看着我妈来了精神，上心听了。

    “。。。。。。他们光交短了的，不交长了的。”

    这是食品柜台买卖的行话。公社有好几个像我妈她们这样的代销点，每个代销点都统一到食品加工厂提货，由于食品加工厂也属于公社，所以提货只是签单，不支现金。另外的一些烟酒糖茶，也是由公社统一配货，每个月的月底，都会盘点，算算一共卖了多少东西，收了多少钱，多少粮票，都交到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所谓长了短了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个月我卖了一百斤点心，两块钱一斤，那我就应该收二百块钱，一百斤粮票，可月底一盘点，我收了二百一十块钱，一百零五斤粮票，那就多出来十一块钱和五斤粮票，那就是长了的，相反，月底一算，如果只收了一百八十块钱，九十斤粮票，那就叫短了二十块钱，十斤粮票，短了就是亏了的意思。我妈和关大娘每个月盘点都会把长出来的钱和粮票如数的上缴，短的时候非常少，我记得好像就一两次。只要不是短得太离谱，倒是不用自己赔，可是我妈责任心大，每次都会冥思苦想好几天，一定得找出短了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长的，因为都是公家的，又隶属于一个大单位，所以到食品加工厂提货都是足斤足两的，回来零售给顾客，因为害怕月底盘点会短，所以称高称低的就出来了。

    “老关，这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我妈不相信。

    “你别问我听谁说的，反正是真事就是了。”

    “你别听一些人嚼舌头，真有这种事还了得，那是犯错误的。”

    “就是。”我爸开口了：“老关啊，我看老马说得对，这种事不大可能，也就是老婆们嚼嚼舌根子，你想想，把国家的钱装自己兜里，谁敢？那是犯罪，我们公安局原来就办过这种案子。”

    关大娘沉默着，低头捻着衣襟边上脱落的一根线，捻了一会儿，关大娘认真地说：“我今天来和你们说这事，我不是眼馋那些个钱，我就是想不通，你说公家的钱，咱拿是犯法，那别人拿犯不犯法？”

    我爸笑了：“谁拿都一样，都犯法。”

    “那不一定。”关大娘小声咕哝一句。

    “那咋还不一定，你说说看。”

    关大娘低着头不吭声，情绪却激动起来，胸脯起伏着，脸都涨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