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入端州，知州丁宝臣弃城逃走。然而丁宝臣乃是宋朝有名的文人，与许多士大夫交好，其死后欧阳修与王安石作宝臣墓碑，多胡乱篡改史实，称宝臣曾出战，有所斩捕，不胜后乃去。为此，郑朗与欧阳修发生了争执，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拿下端州，前面就是广州。兵至两天前，多有告急者，但摊上了一个胡涂知州，仲简以为妄言，不对告急者赏功，反将告急者押往大牢，又下令道：“有言贼至者斩。”

    不相信，五月初一侬智高夺邕州城，才不到五月二十，侬智高叛军怎么进军到端州？乃贼至，始令百姓入城，广州非是其他州府，有百姓十几万户，这些百姓多分散在各县郊区。一下子带着大量行李蜂拥而来，即便广州城有数道城门，也急纳不得。为了躲避贼害，民争先入城，以金贝贿赂守门兵士求入，相互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对此郑朗原先也不大注意，岭南在宋朝，几乎成了一个隔绝的世界。直到临近准备用兵时，郑朗才想了起来。但那时调动已晚，并且仲简虽不好，在守卫广州城时有功，不象其他官员，闻风而逃。一旦广州城落入侬智高手中时，损失就会更严重了。

    因此，明知仲简做得不好，但没有动弹他。

    贼兵到达，许多百姓不得入城，于是一起附贼，贼势益张。

    ……侬智高谋反之时，朝廷正在商议制乐。

    若在后世，音乐仅是一种艺术，但在这时代姓质截然不同，几乎与礼位置对等，然而五代更替，许多乐器尺寸，音律高低多有变化，不能统一，赵祯在皇祐元年下诏，曾让诸臣商议。

    对此，郑朗兴趣一直怏怏，在他心中礼位置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依据。但乐却不同，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也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要么，能陶冶人的情艹。

    诸臣争执不下，郑朗一直没有参与。

    吏部南曹范镇便根据周汉种种记载，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以古人记载，推断各种乐器标准，音律高低。奏折送到详定所，范镇自谓得到古法，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之论难，以为不合。

    继续争执当中，实际赵祯内心处大约与郑朗差不多，不管谁对谁错，只要有一套标准执行，以免现在诸乐混乱即可。赵祯看到已争执了三年时间，便让郑朗主持详定乐律。

    实际乐律之争，不仅是这三年，从赵匡胤一朝时就产生了争执，赵匡胤认为雅乐声高，不合中和，诏臣工和岘以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赵祯时，萧萧又言乐器不谐，再以精通乐理的李照考证古律标准。所以前乐称和岘乐，景祐时又称李照乐。但通音乐的不是李照一人，例如郑朗与司马光等人皆精通乐律，有的大臣听到李照乐后，依然认为不美。于是谏官与御史交论其非，又复和岘乐。其后又诏阮逸与胡瑗参制，更造钟磬，钟磬制好，多有不和滋乐声，故臣工对阮逸乐产生质疑。

    又诏范镇与刘凡、杨杰等臣工再议乐理，范镇用了三年时间，才详定乐理，上了此奏。仍然有司马光等大臣产生怀疑，到宋徽宗时，又让蔡京主持魏汉律法，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铸帝鼐、景钟。虽然蔡京是宋朝有名的歼臣，但论乐雅乃是蔡京所制之乐最雅，这才成为真正的标准。

    其实乐法很琐碎，不但乐器的大小尺寸，还有材料，做工，音律的制订与标准，乐工演奏时的技巧，都能使音乐产生变化。

    郑朗领旨后，只好将范镇、司马光与刘凡、杨杰等人再次召集，先从钟磬开始。皇家之乐，一为雅和，二为洪正，钟磬乃是最重要的乐器，次之埙、篪、琴、阮、笙、箫、筝、瑟、筑等乐器。

    先从乐器开始统一，再统一其乐律。

    标准先是从种种古文字中寻找其记录，再根据这些记录制作乐器，推敲其器成后所有音律，以及材料的使用效果。郑朗主持，诸臣协助，但经过了很长时间，直到郑朗离开京城时，各种乐器还没有一一制作出一个标准。直到两年后，诸乐才勉强大成，但依然产生了争议声，认为一些乐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

    孔宗旦遇害的消息传到京师。

    叛乱势大，庞籍将郑朗请到西府商议，顺手将孔宗旦写的信递给郑朗。

    信上文字写得很从容，再三言朝廷不可轻敌，关于家人与自己孔宗旦一字未提。

    看着这封信，郑朗忽然哭了，眼中滴出泪水，向南方遥拜下去。

    执政时久，郑朗为了大局，没有做妇人之仁，刻意放南方糜烂，好让自己计划得逞。南方糜烂不严重，自己请求对南方用兵，必遭大臣阻拦。但不用兵，南方不能安定，就无法开发长沙地区与岭南地区，因此，在这盘大棋上许多人必然成为牺牲的棋子，包括孔宗旦。

    做法是对的，可郑朗两世为人，皆是不恶，孔宗旦之死，郑朗也要负许多责任，一是感动，二是怀着内疚，因此郑朗哭了。

    又喃喃道：“我害宗旦矣。”

    庞籍不知道郑朗的想法，认为郑朗去年就断定侬智高必反，但没有多做布置，心中自责才说出这句话，可去年又怎么办呢？侬智高未反，难道朝廷能向南方大肆派兵？那是岭南！

    一旦去年就这样做，会遭到无数大臣弹劾反对。

    但郑朗这一垂泪，事情大条了，赵祯听闻后，追赠孔宗旦为鲁国公太子保，又于报纸刊登其事迹，激励人心，让文武百姓向其学习。随后，种种不好的消息飞快传到京师。

    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安与侬智高战于市舶亭，为贼所败。无他，兵力相差太多，高士安手中仅只有数千杂牌军，不及侬智高十分之一数量。高士安只好退回广州城，以城据守。

    朝廷闻听大震，若是广州一失，整个岭南将全部糜烂，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皆会危险。

    于是商议派军队前去镇压。

    何人为帅时，诸臣发生了争执。

    最好的人手乃是郑朗，是文臣出身，战功赫赫，但郑朗是首相，不能动不动就让一个首相领兵，也不合体制，并且宋朝也不能患上郑朗依赖症。

    还有其他人选，狄青。

    但他是武将，前去领兵，让许多士大夫心中没有底儿。

    另外也有一人，张亢，正牌进士出身，可士大夫却将他划为武将范畴，又是郑朗的嫡系，对张亢，诸臣又免视之。

    所以想到另外两人，余靖与杨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余靖是文臣，曾有过在韶州做知州的旅历，做得还不错，完葺堡障，以至侬智高谋反后，这些堡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侬智高不得北上。并且余靖一直是一个鹰派大臣，不但要鹰派，作为官员，他爱护百姓，是一个良吏。也就是所选主帅要敢战，临阵不会怯弱，但也要爱民，不能让王全斌残害四川百姓的事再度发生，以免岭南叛乱平定后再度有乱。再加上韶州旅历，余靖成了最佳主帅人选。

    杨畋是进士出身，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杨家将子弟，在南方呆了很长时间，有与蛮人交战的经验。

    还有一个原因，两人正好遇到父丧，在家中丁忧，没有官职拖累。

    所以赵祯选择了两人为主帅，杨畋接旨后感到很苦逼，杨家将身为武官，一直为文臣所轻，故自己苦读儒家学问，考中进士，就是想摆脱身上武将世家的身份。可朝廷仍然一直将他当成武将用，早知如此，不如学习武艺兵法，索姓做一个武将得了。

    怏怏不乐来到都门，辞以丧服，不敢入见。赵祯赐自己所服的御巾，让其入对便殿，语良久，当场加官，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是文官，实际依然当杨畋为武将。

    侬智高兵临广州城下，唯有韶州知州陈曙敢于领兵讨伐侬智高，战绩不详，估计未讨得便宜，但勇气可嘉，寻迁为广西路钤辖，与广东路刑狱使李枢共同捉杀蛮贼。

    孔宗旦如此忠烈，使赵祯对江东三虎与山东四瞪眼等数名酷吏印象扭转，迁王绰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以备侬智高糜烂到江西。

    再迁二人。

    一是王德用，乾元节契丹来使，辽使曾经问了一句：“黑王相公乃复起邪？”

    于是让已致仕的王德用复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

    二是以狄青为枢密副使。

    实际重用二武将，乃是以防不测，一旦南方糜烂，赵祯担心契丹会借机南下，南北夹击。故用王德用与狄青，对契丹进行震慑。

    许多大臣不解，对前者任命没有异议，为相许多年了，而且年老，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但对狄青的任命，许多文臣不服气。即便郑朗也不大赞成，赵祯有赵祯的用意，狄青军功也能担任西府副相之职，不过与宋朝体制不合。有武将为相，例如王德用，但是在王德用远离军队，年老时才给的荣职。此时狄青还在率领军队之中，一旦任命副相，必引起文人的反对。

    赵祯不是嘉赏狄青，而是害了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