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但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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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2章 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