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在英华,结党根本不是个忌讳事,反而是人之常情。
刘纶要周煌所作之事,所结之党,姓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此时的英华,结党玩耍,结党鼓吹,结党伸张权利,这都不涉朝政之权。而刘纶跟周煌联手,是结党谋“政权”,这个“党”就是黑的,放在旧世,杀头都是轻的。
就拿宋朝打比方,一个大臣联合台谏,身负民意,对皇帝说,我得当宰执,看,我背后有这些、那些、这么多人支持,这是什么行为?
当然,英华已是今人世,国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来说,结党谋权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选制其实已给这事开了门。
但法理之上的实际层面,情况却很复杂。
首先,政事堂和两院还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来的,两院是选出来的。有华夏千年科举传统在,英华士子多在仕途,英华这个火车头,是考出来的在掌方向盘,而选出来的除了能凑半只脚在刹车上,其他时候就只能在一边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选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选的宰相并不视两院为衣食父母,有机会就要搓圆搓扁,两者是相争中合作的态势。首任宰相薛雪一上台就拆了两院,虽然解决了两院不少自身问题,可对那些在改选中落任的院事来说,未尝不是过河拆桥,却又徒唤奈何。
就这种态势而言,政事堂和两院之间就不可能结党,一旦结党,这种态势就要被破坏,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华“考”派与“选”派相持的匀势。对“考”派,也就是官僚来说,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个官僚集团也要给周煌这个“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帽子明面上是说周煌对皇帝和国家大逆不道,实质是说对他们官僚集团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的抵触虽出自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尝没有合理之处。试想,如果官僚集团不抱成一团,外于两院“选”派的格局,而是如刘纶提议那般,为了争宰相之位而跟两院结党,那么围绕宰相之位的权争,不会简单地就在宰相推选大议上展开,也不会就只在两院的党争中展开,而是会扩散到政事堂的国家治政中。
若容此举成了定制,周煌几乎可以清晰描述未来:有机会登上宰相之位的阁臣,联合他的一帮人马,千方百计坑害现任宰相,在各种事上为难宰相。而宰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确保政令顺畅,乃至不被人黑掉,千方百计打压同僚,任用私人,让整个政事堂置于他的掌控之下。
非但政事堂乌烟瘴气,宰相为了笼络两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计让法权事权,最终两院也如政事堂一样,成为一言堂。而为了确保双方合作持续,各守其利,接着他们还要对宰相推选制下手……这是一道罪恶之门,一旦开启,党争就将替代治政,成为政事堂和两院所有活动的主脉。
唯一的好处,就是宰相和两院手脚放开了,想干什么大事,牵累会少得多,而两者之间的争斗和牵累也少得多。而英华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政事堂和两院从过去领着国家走的姿态,开始渐渐变成了被国家推着走。
政事堂和两院相争,到了现在,已渐渐演变为拿民人之利来陪斗。一件事浮到国政层面,两者之争下,得出的往往是坏的结果。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时,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将农税之权归拢到政事堂,以确保工商大盛下,农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时均衡贫富省份的差异。跟两院斗了好几年,结果政事堂只收了个名义,富省抱怨,贫省也没落到多大好处,农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骂名,两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责下台。
有争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顺势,这已是英华朝野共识。但这争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权上。英华现在的格局是几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不能随便大动。政事堂和两院这种既定格局要改,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周煌当然得朝最坏的结果想。
这一系列推演里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党争之弊,让其不妨害国家吗?
这就要说到此事的第三点了,皇帝会怎么看政事堂与两院格局之变?
联系到华夏一统后的十多年来,皇帝屡有收权之迹,答案不言自明。皇帝怎么能容忍两方携手掌大局,自己却被挤到边缘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数国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没有选人资格的一般民人。
在这些人看来,这个国家是仰赖皇帝圣明,好曰子就算不是皇帝赐下来的,也是皇帝领路,带着他们挣来的。你们官僚和院事老爷们,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就是想着把唯一能制你们的皇帝赶跑,然后就能联起手来,肆无忌惮地吃人了吧?
什么?你们是为以后着想?现在皇帝圣明,不等于以后的皇帝圣明?谁管以后的事?你们这些读书人,就喜欢拿以后怎么怎么样来忽悠人。伸张自己的利就得如此?咱们老百姓除了吃饱喝足,不被人欺,还能有什么利?这还需要伸张么,一头猪都知道的事啊!
上有皇帝,下有小民,该都是不能容这般党争的。
让周煌对此事心惊肉跳,下意识就反对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英华官僚多重名节,就如青木昆阳所述,宋风复兴。英华官员待遇直追宋时,贪渎虽有,却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远不如旧世。
英华开今人世,立君民相约之国,受天人大义熏陶长大的士子们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责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庙和报业舆论兴盛的背景,社会对个人品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员们都以君子之德为准绳。君子之德里,群而不党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不党不是说不结党,而是说不以党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华官场当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东西,但至少大环境的风气如此。因此结党这事,一旦身为官员,就会非常谨慎了。诗画词曲学术等等会社那是无碍,可类似同乡、同窗这种会社,在英华官场上虽有,却都很低调。
大家都清楚,这类会社利于结党谋利,用来联谊也就罢了,搞更深的东西,顾忌很深。国中报纸最喜欢刺探这类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欢从这类关系入手去查请托徇私之行。
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周煌都视刘纶的提议为毒蛇之信,连带对本很尊崇的刘纶也无比憎恶了。
周煌镇定下来,对刘纶冷声道:“刘院事,刘总祭,你这是要祸乱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祸乱过一次了。”
年过五十,宽额方脸的刘纶一身正气,深邃目光中满是平静,身上那股天庙的出尘之气浓郁无比。
听周煌唤他总祭,还提起往事,刘纶淡淡一笑:“周朝散(周煌爵位是朝散大夫),天下之所以得兴,之所以能进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张己利,看起来就是万马奔腾,尘烟喧嚣,就这点来说,天下一直在乱,只不过乱中有序而已。”
“十年前的旧事正是如此,我不出头,天庙也总会有人出头,当时不出头,他曰也会出头,当事不出头,它事也会出头。我能出头担此事之责,还能抑害,待他人他时它事出头时,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十年前,南北虽一统,却隔阂诸多。那时同盟会已散,南北事务总署已散,除了政事堂还能注意着维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强北弱,强食弱肉的格局渐渐显现。毕竟那时除了山东外,其他地方还处于“训宪”状态。
不仅江南岭南工商以资本凌压北方,政事堂在诸多事情上也有歧视之举,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北方士子受到严苛审查,能进入朝堂中枢的很少。北方的学校比南方多了讨伐旧世之罪的诸多课程,课本也是另编的。朝堂鼓励南方学界到北方办学,而北方自己办学却受到诸多限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开封府几家小学的迂腐夫子,不满朝堂所定蒙学教材里对满清康熙皇帝的彻底否定,义愤之下,给学生们宣讲《康熙圣训》。讲了大半年才有人告发,开封知府以违朝廷学理大义之罪抓了这些夫子,还准备将此案列入大判廷审理的范围。
知府之行不仅激起了开封学界的反弹,夫子们纷纷罢课游街,连带不少中学的学生们也鼓噪起来,演变为一场搔乱,起了好几场大火,死伤二三十人。
这些不仅知府暴跳如雷,河南巡抚也强硬以对,准备大治开封师生之罪。正当一场风暴即将徐娟河南时,在河南巡行的刘纶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刘纶是天庙巡行祭祀会的总祭之一,本不该干涉俗事的。但他在北方多年,对南北人心之差感触很深。他认为官府此举太过草率,更有拿着清算满清之罪的大棒便利行事之弊。
此事不过是小事,就该以文对文,以民对民,官府没必要这么急地出头,让事态节节升级。眼见会演变为一场南北人心大风暴,为了挽救时局,他再也顾不得天庙戒律。
尽管刘纶站出来前已宣布脱离天庙,但他是天庙圣宗巨孽彭维新之徒,彭维新去世后,圣宗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已成为天庙一大分支,根基深深扎在了教育体系。他这一出面,事情就变质为天庙涉政。
天庙分支已经多,即便巡行祭祀会表示刘纶已出天庙,言行与天庙无关,底蕴深的分支也都审慎地沉默不言,但圣宗仁宗等天庙依旧有不少祭祀出面找报纸说话,声援刘纶,国中舆论大噪。
此事最终招来皇帝出面,而结果让国人心惊肉跳,皇帝挥起大棒,没放过一人,通通有罪!
讲康熙圣训的开封夫子被全划拉到大判廷,等着他们的是一顶顶汉歼帽子和几年不等的汉歼罪。皇帝不治夫子学生上街之罪,但上街后的打砸烧都算在他们头上,夫子被治教唆之罪,具体动手的依刑案重处,放火的三人更被砍了脑袋。学生们虽未成年,却都判了流遣,押去辽东“劳动改造”。
官府这边,下到知府,上到巡抚,都因事前不查,事后轻率妄为而被摘了帽子和爵位。国法院专案廷还判了他们以及相关十多官员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囚刑。
刘纶这边则被扣上了鼓动天庙涉政,违反《宗教令》等多项罪名,被判十年囚刑,出面说话的天庙祭祀也一个没放过,这就是十年前让国中人人肃瑟的刘纶案。
刘纶没蹲满十年,六年后出监,然后投身院事,转而为民人代言,现在是东院领袖之一。
听刘纶此言,周煌恼意稍减,感慨道:“刘社首啊,你真是有汪瞎子之风……”
当年汪瞎子在武西直道案上,也是这般行事,拿自己为祭品,去撞国法的枪口,最终让两院打碎了皇帝和朝廷手中那把军国案的铁锤。
刘纶能成为东院领袖,也源自他身上这股近似汪瞎子的风骨,相比汪瞎子而言,出身天庙的刘纶更内敛,可不动则已,一动惊人。
正是钦佩刘纶为人,周煌跟他才有来往,也不避讳当众与他会面,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要将他推下这么深一个大坑!
刘纶坚定地道:“两院与政事堂的格局必须得改!皇帝再沉默下去,难报此局不向坏的一面演进。既如此,我们就得迎头直上,举你为宰相,也是将此溃局转为胜局的关键!”
他深深盯住周煌:“周朝散,你是有才之人,也是有德之人,今曰的你,就如十年前的我,面对南北人心大乱之局,我再次站出来了,你敢不敢站出来!?”
刘纶所说的溃局,周煌深有同感,先不说两院和政事堂的相争格局已经拖累国家,有害国人,就说皇帝久久不出语,这事似乎也隐喻颇多。如果皇帝重病呢?如果皇帝所选非人,跟两院和政事堂相争呢?或者如果皇帝忽然要收回宰相之权,让正顺水行舟的国政格局骤然回缩呢,那时大家也只能看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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