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见刘彻感兴趣，心中也暗自欣喜，倒也没有藏拙的考量，复又解释道：“对于春秋**，邹氏和夹氏两家之注释过于平实，无甚出彩之处，并无可读之处。故当世儒家大多崇尚左氏，公羊、榖梁三家之言，名为春秋三传。吾师尝辅以定箴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哦？小子虽对公羊春秋不甚了解，但也知其乃子夏**，齐人公羊高所著。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老先生一起将《公羊春秋》着于竹帛。”刘彻面露讶异之色，疑惑道：“胡老先生当初返归齐地后，更是广收门徒，以传授公羊春秋。如此种种，胡老先生便足称公羊大家，甚至是使得公羊春秋在大汉得以传承的始师，经师。然胡老先生却为何仍出言指摘《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公孙弘淡淡一笑，脸上露出崇敬之色道：“吾师乃齐地宗师，自古齐地学风最重兼容并蓄，讲究务实求新、智巧应变。吾师更是常常训诫**，所谓诸子百家，皆有独到之处，却也有糟粕之言。即便是这公羊春秋，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

    刘彻闻言，不由颌首认同，对一代儒学宗师胡毋生也是倾佩不已。和后世为儒家摇旗呐喊的砖家教授比起来，胡毋生这些真正的宗师，反而对儒学一直保留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不断的试图对其进行修正，更不排除从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吸取养分。

    虽然他们的修正很可能是曲解了孔夫子真正的意味，但只要能从错误中不断重复修正，最终还是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唯有那些坚持独尊儒术，极力贬低诸子百家，认为儒学大义不可变的腐儒们，才是造成后世儒学走上歧路的罪魁祸首。

    单从这一点上，刘彻认为胡毋生要比董仲舒靠谱得多。

    虽然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因此董仲舒也是公羊学派中的佼佼者，甚至他对公羊春秋的具体阐发比胡毋生还要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派的实践者，并非是公羊学派的宗师。

    刘彻作为穿越众，并不太过担心具体执行层面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这样的执行者，他可以培养出不少。但是对于胡毋生这样开明而求新的理论宗师，刘彻是极为在意的。

    大汉帝国在经过刘彻安排的工业化进程后，必定能愈发强盛，但是对于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便需要这些宗师来协助。这也是刘彻为何要费尽心思让皇帝老爹兴办太学的主要原因，经过后世新中国急速发展后文化缺失的年代，他深深的明白，光光靠科技进步，无法真正让中华民族走向长久的强盛。

    后世的腐儒们对“外儒内法”的公羊学派大加挞伐，甚至试图将“内法”的精髓抽调，剩下本就残缺而扭曲的“外儒”。却不知在汉初之时，公羊学派的宗师们讲究的乃是儒法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外儒内法。

    刘彻沉吟片刻，向公孙弘拱手道：“小子得闻先生之言，方知晓何谓微言大义。先生如今已入太学就学，想来不久后便能出仕为官，不知今后何以为政？”

    公孙弘心中暗喜，知道眼前的贵人对自己有了几分重视，但脸上却满是淡然，捋着长须微微笑道：“承小友吉言，鄙人若是得以为官，自当学以致用，将公羊学派发扬光大。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今尚未知晓他曰职属，倒不知当如何细谈。”

    刘彻淡淡一笑道：“先生倒是谨慎，不过今曰乃是你我二人私下小叙，些许笑谈，定不会传扬出去。先生若是信得过小子，便无需多虑。若是先生将来有幸执掌相位，当如何施为？”

    “鄙人少为刀笔小吏，颇谙律令政事，若主掌律法，施政时自然不免法术刑名痕迹。”公孙弘不由一愣，脑海中急速转过无数的念头，却很快定下主意。他稍微整理了思路，缓缓道：“依鄙人所见，为相之人当糅合儒法，以天德、和合、礼义等概念，来调和、包装法术刑名。如此既有儒学的调节功能和煌煌形象，又维持了法术的实用功能，灵活而实用；既涤除了儒学博而寡要之流弊，又扫却了法术惨刻深急之痼疾。”

    刘彻认真的倾听着，心中暗道果然如此。公孙弘的政治思想比董仲舒的稍稍柔和一些，没有提倡外儒内法，形成表面上的“独尊儒术”，而是希望能糅合儒法，和其师胡毋生乃是一脉相承的主张。

    刘彻发自内心的敬佩道：“公孙先生兼容并蓄，毫无门户之见的风范实在让人钦佩。然小子还想知道治世之道，先生可否教我？”

    公孙弘愈发的感到怪异，觉得眼前的少年目的并不单纯。然而他也不认为出身高贵的少年会来算计他这个年老力衰的一介布衣，便也硬着头皮道：“首先必须重视律法，为臣者应当遵从法令，决不可随意违法，所谓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其次，为君者要牢握权柄势位，熟谙政治权术，擅生杀之柄，通雍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再次，为君者还应当赏功罚罪，罚当罪，则歼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循名责实，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以利害御下。”

    刘彻闻言，宛如醍醐灌顶，浑身舒畅。他穿越十余载，在书库中海量资料的支持下，固然能推动大汉的科技进步，但在治国经世的理论上，却只能自己揣摩。即便是太子太傅卫绾为他讲习，也大多只教授黄老之术，稍微讲授到儒学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划分清楚。

    只有如公孙弘这样的公羊大家，方能糅合儒道，提出其治国经世的具体方法。毕竟公羊派是当代唯一早早开始研究儒道融合的大流派，胡毋生更是使得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提纲挈领，掌握要点。

    刘彻心意一动，急不可待的起身离席，躬身告辞道：“小子今曰得蒙先生教诲，实在获益匪浅。如今有些心得，需早些回去细细记下。只得先行告辞，下次再来叨扰先生。”

    公孙弘不由一愣，心里隐隐有些失望。他还先前当这少年是前来太学替其家族招揽人才，却不想竟如此草草了事。只是这少年已提出告辞，公孙弘也不好强留，只得摆出一副宽厚和悦的表情，缓缓起身恭送。

    望着少年及其侍从渐行渐远的背影，公孙弘无奈的摸摸鼻子，复又缓缓的走向藏书阁，争取能在晚课前再多翻阅些珍贵的典籍，吸取百家学养。

    （呼呼，不太容易写的章节，却又不得不写，文化体系改革的基础，不喜欢看的兄弟们请多包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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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 公羊派崛起

    景帝中元三年九月，皇帝下诏，特命太学之内新设一科，谓之“刑名学”。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尝试重新构建并完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由于汉初的学风开放，太学内开始教授以韩非法家为根基的刑名学并未引起保守派势力的过大反弹，毕竟《韩非子》乃是黄老学派崇尚的道法五圣经之一，原本就极受汉初统治阶级的追捧。

    其实自高祖刘邦已降，包括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和贾谊，晁错之类的重臣，都是法家学派的忠实拥趸。即便是保守派的标杆窦太后，都没有对太学内新设刑名学提出异议。

    反倒是朝野上下的诸多大儒如丧考妣，只觉失望不已。在他们眼中，公羊学派虽同属儒家，却一贯主张“微言大义”之术，只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肆意注释甚至曲解孔夫子原本仁德宽宏的理论，乃是儒家中最为叛逆的流派。

    如今大儒们眼见公羊学派不但被朝廷重视，还甘当法家之佐，大有融入黄老之学的态势。对于一直以儒门自傲，孔子独圣的不少腐儒而言，公羊学派此举无异于欺师灭祖。。

    即便是公羊学派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以董仲舒为首的实务派，长久来一直坚持贬低道法学说，试图扭转统治阶级高层崇尚黄老之学的理念。如今面对胡毋生为首的理论派要“叛变投敌”的恶劣行径，自是极为不屑和愤慨的。

    然而景帝和太子刘彻面对如此情形，不怒反喜。尤其对于刘彻而言，能让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儒家产生巨大的内部**，是极为有成就感的。

    儒家的理论是华夏民族最为适合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但也是极容易产生自负倾向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儒家学派中，开放和封闭两种极为矛盾的体系一直相互纠缠。令人遗憾的是，在前世，随着华夏民族保持了两千余年的强盛态势，儒家学派逐渐目空一切，鄙夷任何较弱势的民族及文化，甚至导致数次被“蛮夷”所制，却始终未曾醒悟，实在可悲可叹。

    刘彻如今所作所为，就是想敲破儒家学派极端自负的心理，让他们承认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较大学派，并主动融入恢弘而**的华夏文化之中。在当代大儒真正醒悟，并痛改前非之前，刘彻并不会尝试提升儒家的地位。历史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教训实在太过深刻，令刘彻对顽固的腐儒们极为忌惮。

    作为大汉帝国的掌舵者，景帝刘启更是对太子刘彻提出的“曲线糅合”理论极为赞赏。毕竟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理论，早已让他垂涎三尺。只是忌惮保守派势力的反弹和出于自身对儒学本能的防备心理，一直以来他只是徐徐图之，尝试着逐步提高儒生在朝廷上的地位。

    刘彻提出先在太学设立刑名学，用以尝试糅合儒法两家学说的构想，不由让景帝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以黄老之学为根基，又能将儒家这根鲜嫩枝干嫁接上去的良方。

    对于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在皇帝陛下大力推动，而朝堂几大派系又没有过激反应的情况下，自然是政令畅通，办事效率极高。

    公羊学派宗师胡毋生被拔擢为博士仆射，位居博士之首，地位仅此于太学祭酒卫绾，相当于后世的教育部副部长兼社科院首席院士。

    其**淄川公孙弘、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更是一步登天，尽皆从一介布衣被破格录为太学博士，谓之公羊五士。公羊理论派在大汉整个教育体系的实力一举超越了公羊实务派，更远超儒家诸多流派，成为当今声势最大的儒门学派。

    可以说，胡毋生乃是汉初首位被真正重用的儒生，可谓执儒门之牛耳者。

    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但由于忙于剿灭叛乱，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所谓“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

    如今胡毋生成为真正的实权人物，顿时让不少暗恨生不逢时的儒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出路，寻到了进身之阶。尤其是当胡毋生凭借皇帝的诏令，派人四处求贤之时，大量原本已绝望归隐，居教乡里的大儒，纷纷应征而至，充实到太学内公羊学派的体系之中。

    作为太子太傅的卫绾自然深悉皇帝和太子的本意，不但没有丝毫干涉胡毋生，反而尽力为其排忧解难，甚至特意批复了十余个博士的位置，让胡毋生得以招揽人才。

    胡毋生对卫绾可谓感恩戴德，自然要登门致谢，并恳请作为三朝元老的卫绾能稍微传授为官之道。

    卫绾面对满脸真诚的胡毋生，不由谦逊道：“胡公谬赞了，某虽为官数十载，长年位居显要，却既无拾遗补阙之功，更谈不上兴利除弊之绩，只是默默无言，守道而已。”

    胡毋生闻言一愣，略带质疑道：“下官常闻卫公为人宽仁，属下出了差错要受到陛下的谴责，袁公便常常代人受过；与将官们一起征战立功，亦常常归功于他人。故此，袁公既能受到陛下的信任，也能得到下属官吏的拥护。”

    卫绾淡淡的笑道：“本官对于下属或同级之人，施以收束笼络之术，不过小道尔。若是胡公希冀不负圣恩，学以致用，则当勇于变易革新，锐意进取，且不可行那明哲保身，抑或沽名钓誉之事。”

    胡毋生若有所思，沉吟片刻后，复又出言试探道：“蒙陛下抬爱，下官方能在花甲之年得以一展抱负，自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只是骤然得以升任高位，却唯恐行事不得要领，曲解了陛下的本意，还请卫公教我。”

    卫绾倒也不好推辞，却又唯恐语涉忌讳，传扬到保守派的耳中，有违他慎守本分的为官之道，只得斟酌着用字遣词，缓缓道：“胡公倒也无需过于急切，只需细细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务必将之统一即可。只是要切记，需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分清主次之别，勿要主次异位，免得步入歧路。”